绥阳：“光伏扶贫”试点稳步推进

[35] 前行政院副秘书长薛香川即因8月8日晚上与家人父亲节聚餐未于救灾中心待命，而遭各界抨击，其后并因对此事件处理不当导致下台。

（五）独立机关能否独立行政院组织法第9条规定行政院下设置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以下简称通传会）等二级独立机关。[29]一契约是否属行政契约，以其发生公法上或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之变动为判断。

[32] 参见法务部2002年3月21日法律字第0910006717号函。[59] 较关注之行政法学者为廖元豪：《移民——基本人权的化外之民：检视批判移民无人权的宪法论述与实务》，载《月旦法学杂志》2008年第161期，第83～104页。[23]但是，法律保留原则在台湾法制中非常深化，如果没有更坚实的法理根据与配套制度，则不宜贸然以程序参与取代法律保留问题。（四）行政合作法之建制行政院组织改造推动委员会于2002年8月通过机关业务检讨原则，朝去任务化、地方化、法人化及委外化四大方向改革。[45] 苏永钦：《夏虫语冰录（八）独立机关的独立战争》，载《法令月刊》2008年第59卷第8期，第140页。

[14] 陈春生：《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与行政程序法——月旦法学杂志发行百期志庆》，载《月旦法学杂志》2003年第100期，第186页。此种外部效力是直接或间接发生，学理上并不明确。第三是应用和研究法律现象的方法论的层面。

一方面，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基础，它通过自己的力量和国家的制度来约束国家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发挥监督和参政作用。[1]弗里德曼（Wolfgang Friedman）则进一步认为：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中国正在经历从政治国家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需具备建立市场经济和确立正确的政府理念两大要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摘要: 法律根植于社会，社会变迁与公法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变迁在制度、观念和应用等层面影响着公法的发展，公法对社会变迁具有推动作用。

市民社会形成的过程是公民权利彰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始终是公法的核心关系。公法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方面。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应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方面，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建立。其中有的反应比较直接、比较迅速，但多数反应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具体的因果关系也未必都那么一清二楚。[9]立足于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个性与共性、权力和权利的互动均衡关系的基础上，公法的主要功能是促使国家权力发挥作用的同时，为公民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推进社会前进。二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实施依法行政。

在这两种功能中，尽管法对社会的被动反应得到了更普遍的认知，但法对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正在逐步加强。处在市民社会悄然崛起的背景下，公法必然要为市民社会的建构作出相应的回应和积极的推动。二是市民社会为权力制约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制造业经济比较优势和大规模生产的机制所形成的后发者利益会压抑承担开发风险的动机，开发者要维护既得利益必然要竭力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结果知识产权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度急剧上升。

政府也越来越注重通过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和协商，达成相互间的理解和一定程度的共识。（一）社会变迁对公法的影响以引起公法变迁的起源和结果为标准，可将社会变迁对公法的影响分为四种类型：第一，起源于围绕公法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社会变迁影响到公法系统，并且与此相应的法制变迁仅仅限于公法系统内部。

因此，诱致性公法变迁的机会成本较小、回应性较高。这对一元社会结构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一元社会结构逐步瓦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二元社会悄然崛起。

通过法院的裁量来形成新的政策、创造新的规范。但是，我国公法近20年的诱致性变迁也比较明显，尤其是起源于农村土地改革的土地使用制度变迁、起源于乡镇企业的政企关系制度变迁、起源于市场竞争的经济组织形式与竞争规则变迁。事实上，无论是社会主导型的诱致性变迁还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变迁，我国公法的变迁都是基于本土社会的需要。这就决定了诱致性变迁是公法对社会需求的直接回应，而强制性变迁是公法向社会推行制度，当然，这也是公法在积极回应社会变迁之后的一种前瞻性表现。[9]詹满福：行政的法治与法治的行政—姜明安教授行政法学初探，载《当代法学》2001年第10期。（二）公法的回应公法就其内容来说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力量对比的一种反映，市民社会的发展必然在公法中得到反映，而公法的发展也会带动政治国家的发展，并制约和影响市民社会的价值取向。

非强制的柔性手段的运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强制手段无法比拟的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公法根植于社会，生长于社会，社会的变迁必然要求公法予以回应。

通过对国家职能的调整而刷新基本制度，实现结构性关系的重新组合。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

诱致性变迁体现了将分散的社会信息—主要是基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制度需求信息与权力（利）需求信息—集中化的过程。因此，公法的变迁归根结底还是要放在社会中去检验，在公法制度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中反复博弈，最终达致双赢。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行的改革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旧传统的转型，其显著的政治特点是等级制、官本位、人治观念。这一阶段的活动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在这个国家和社会关系快速变迁的时代，这样的变化在时刻发生着。在《公法的变迁》的开篇，莱昂·狄骥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变迁也就是法律的变迁。

三是市民社会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发展的积极力量。强制性在计划经济时代被认为是政府管理手段的重要特征，一直在政治国家统治的各个领域横扫一切。

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过程中，在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协调新出现的社会多元利益是改革最终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无疑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在公法上的体现。改革开放后，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发展相适应，我国的政府职能发生了较大转变，权利（力）结构得到逐步调整，公民权利在公法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

[2]可见，社会变迁和法律的产生、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种是由社会提供信息、立法者被动接受信息的行为。

事实上，正是机械文明带来的社会风险的增大，为涉及企业行为的归责原理从过失主义转变到无过失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2]W. Friedman, Law in a Changing Society (2nd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1.[3]See L. M. Friedman, The Leg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p.269-270．转引自季卫东：社会变革与法的作用，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就连我们以前熟悉的法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软法的概念，[10]之前熟知的法被称为硬法，软法和硬法统一在法的范畴之下。在市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公共决策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成分，公民越来越多地与政府展开对话。

如何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达致二者的平衡，这是现代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我们一直以来惯称的政府管理变成了社会治理，更有合作治理、共同治理之词也为人们所熟知。

一是体现在注重公众参与和对话。即使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变迁，如果立法程序不够公开，意见反馈渠道不够通畅，立法者对本土资源缺乏关注，只强调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共性特征时，按国家计划通过制度移植的办法推进制度变迁的实效往往很难预期，甚至还会产生制度移植中严重的副作用。

平衡理论的发展正反映了这一现实需要，不单适用于调整行政法律关系，推而广之能够有效调整整个公法领域，促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配置达成一种相对平衡、良性互动的状态。同时，公法与私法的分离又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发育。